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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户遭遇制度性冷漠 决心“向中央讨个公道” 军事财经 - 财经要闻 - 资讯生活

个体户老王决心“向中央讨个公道”。

他先查询114，然后花费整个上午，相继打了十几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。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，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，只说自己姓王，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。

“现在的社会是个啥子情况，我都搞不懂了。每个部门都有权力加一些条件，让老百姓办不成事。你们不厚道，老百姓咋个厚道！”他的语速很快，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。这句话在那天上午说了很多遍，每一次他都希望，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。

现实中，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，还跟他说了好几句“对不起”。这个人叫张道阳，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。

最近，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这位年轻官员发去采访邮件，很快得到回复。

他这样写道：“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，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，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，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。”

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，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，因为在当今中国，“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，更事关社会公正，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”。

我们自己养活自己，也算危害国家利益？

参加工作9年来，张道阳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。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。一些个体户执拗地相信，“上达天听”总会得一个公道；另一些人则选择把打通的电话当成愤怒的宣泄口，不由分说地骂出“王八蛋、官僚主义”这样的字眼。

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、委屈以及期望，张道阳并不忌讳用“麻木”这个字眼形容自己，“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”。

今年3月中旬，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。

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，老王来自农村。10年前，他放下锄头，带着一点“成为城里人”的小梦想来到成都。进城的第一个月，便因为“个子比较小”，“又没得技术”，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。后来，他当上了个体户，干过广告灯箱生意，如今做手机维修。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，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。

2008年，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，为消除无照经营，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“灵活就业(营业)辅导证”，但有效期最多3年。

就在同一年，财政部、发改委、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，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。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，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。

去年，“辅导证”到期，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，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——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，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；而街道则称“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，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”。

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“非法”，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，“追着我们办执照，不去办就处罚，这种事情多噻！”没有营业执照，罚款是逃不掉的，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，执法者说他是“危害国家利益”。

他把这段经历讲给了电话那头的张道阳。

“什么是国家利益？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？我们自己养活自己，也算危害国家利益？”他连珠炮式地发问。

长期参与个体私营经济登记工作的张道阳告诉他，按照中央颁布的《个体户条例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，他“应该可以”通过合法途径登记为个体工商户。

“我们不跟中央打交道，我们跟地方打交道。每一级部门都有权力增加个说法卡我们，合法的生意，却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钱挣到，老百姓日子咋过吗？”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，老王冲着话筒吼道。

老王的连珠炮击中了张道阳。放下电话后，他想了许久。

“他的遭遇并不新鲜，但这番感受，却无意中替数千万在底层努力经营、希望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的个体户发出了声音。”4月初的一个午后，张道阳坐在办公室里接受了媒体采访，手边是几摞厚厚的公文。

张道阳说，自己平时常会与一些学者探讨经济问题，但只要聊起个体户，很多颇具声望的学者都说自己“没有什么深入认识”。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，他发现，中国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个体经济的学会都没有。

这让他感触颇深，“许多利益群体都有代言人，但底层的这些个体经营者，好像没什么人给他们说话。”

事实上，截至2010年年底，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3452.89万户，从业人员7097.67万人，如果算上“非法”的存在，中国的“个体户”问题关系到上亿人的生计。

张道阳表示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，可能一辈子都与什么科技创新、财富积累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每天辛苦经营，只是养家糊口，只是为了生存。

在发达国家，这个群体通常被叫做小商人。一个普遍的共识是：个体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，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紧密相关，其意义在于，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发展。

“当今中国，还有这么一大群人，他们分得的利益比例与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不相匹配，属于相对被剥夺的群体。”张道阳叹气道。

店还没开，审批就把你审死了

在那次20多分钟的通话里，老王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各个部门都不厚道，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，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。”

这让张道阳想起，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，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，后来因为“没有孝敬店长”，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。

“一个店长，本身就是个雇员，都有这么大权力，而处在底层的个体工商户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。”张道阳感叹，“你就可以想见，有多少管理部门，有多少强势者，就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。伤害他们越重，他们孝敬就越多，恶性循环。”

另一次，张道阳到外地调研，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女老板。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，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(审批)上。执法人员对女老板说：“你不达标，我不管你也行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，上面有检查的时候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关门几天。”对这家美容院来说，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。

实际上，许多个体户有着与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。在我国，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(审批)起码有100多项，这意味存在相当多的行业，要想在其中经营，拿到营业执照之前，总要碰上一两项前置许可的坎儿要过。

张道阳向记者讲起了他参加立法工作时，曾整理过的《网民意见建议》，里面收集了8000多条个体户和基层工商人员的建议。

“一些前置审批部门坐享其成，有利的抢着，没利的推着，只坐在家里要钱，心情好了，请我吃喝了，上货了，有关系了，就给你办；否则今天推明天，明天天儿不好，后天不在，任你跑断腿，看你敢不来求我？店还没开，审批就把你审死了！”

“要提醒法律制定者，在制定条款时多考虑一下，该条款会不会被某个执法单位当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，去扒老百姓的皮。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，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，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，你懂法吗？”

张道阳管这些个体户叫“唐僧肉”。他说，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，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原则，自己做经营的人，其收益总要略好于普通劳动者。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，如果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，“往往没有人愿意摆摊开店，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”。

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网吧的老板，曾将一份年关送礼名单挂到网上。每到过年，他都要包上20个红包，“每个红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”。

与此同时，在这套外表光鲜、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，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，很多地区都出现了“个体大户”现象。张道阳告诉记者，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，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，从而避开高额税负，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，很滑稽。

你们是光彩的人，走的是光彩的路，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

事实上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“个体户”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。

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，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，二是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。

曾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个体经济，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糊糊中得到了确认——做生意不用再逃了。

在一组名为“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”的照片里，能找到挂着“文明经商”、“礼貌服务”白底红字招牌的路边摊；有留着刚兴起的“青年头”的小伙子，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；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，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，里面盛着茶叶蛋。

1980年，20岁的章华妹领回了一张用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，编号是10101号。这个卖纽扣的温州姑娘因此被载入改革史。同一年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，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“悦宾饭馆”。他写道：“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，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。”

很快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便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。

当时，个体户、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，“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是一句流行的顺口溜。《中国青年报》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、个体户和厨师，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、医生和教师。

在那段日子里，还发生过一件饶有意味的事。

尽管在政策上给个体户开了口子，但在人们的观念里，干个体仍然是件不光彩的事情，连找对象都困难。

1983年8月，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，400多位代表中不乏以捏面人、修自行车为业的个体户。其间，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，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。一个叫成曾樾的年轻干部起草了一封信，并在信封上写下“呈胡耀邦总书记”。

信送到中南海的第二天，大会便得到了胡耀邦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的通知。

8月30日，十几辆轿车鱼贯驶入中南海。一个叫彭小平的个体户特意捏了一组“八仙过海”当做礼品，而来自广东的个体户荣志仁甚至得到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，“一伸手就可以摸到”。

这个以搞学生餐出名的个体户回忆道：胡耀邦问我，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，有没有心理负担？我说有，觉得不是很光彩。他马上说，谁说你们不光彩，你们是光彩的人，走的是光彩的路，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。

座谈会后，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《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》的讲话。胡耀邦说，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，说中央的同志讲了，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，为国家的富强，为人民生活方便，作出了贡献。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，表示慰问。

张道阳告诉记者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《光彩》，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。

1987年，国务院颁布《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》。在那段个体户的“光彩岁月”里，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、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。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：“她在赚钱，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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