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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扩大政府投资是饮鸩止渴负债率已很危险

发布时间:2021-02-22 16:52:28 阅读: 来源:毛笔厂家

专家:扩大政府投资是饮鸩止渴 负债率已很危险

5月24日,本报第234期推出“时代议题”,刊登了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发言稿和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长篇专访,探讨“海量投资还能不能保增长”的话题,引发热烈讨论。  从某种程度而言,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,不仅是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,更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,是继续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,还是给民间资本释放更多的空间,把经济主导权交给市场,以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应该如何来划分。时代周报就此专访了经济学家冯兴元教授,对吴敬琏与张军的观点作进一步探讨。  投资拉动的“幻觉”  时代周报:近期,围绕政府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问题,经济学界有一场争论,胜负难辨,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  冯兴元: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际总负债率已经非常高。已经到了不能再像2008年那样继续依赖通过赤字财政扩大政府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地步,否则无异于饮鸩止渴。 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储蓄率高,高储蓄转化成高投资,在经济中保有一个自给性的部分,同时致力于打造一个输出基础。而随着外向型经济部分的发展,国内需求相对不足,导致本国的生产剩余,只能通过更多利用外部需求,才可以保持供需平衡。过去30多年,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这种模式,但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如果再严重依赖出口,就容易遭遇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狙击,从而易于导致国内经济出问题。而在当前外部需求疲软、全球经济趋缓的情况下,尤其如此。欧盟最近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反补贴、反倾销调查也与此有关。  放在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,中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策略,跟我们的“赶超战略”有关,不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,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,我们一直都在强调“赶超”发达国家。过去是压低农产品的定价,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。而现在的赶超战略就是城镇化和工业化。绝对要防止通过低价征地、高价卖地给开发商实现套利,或者低价甚至免费转让土地给工业企业,并以此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。 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被开发,但是如果真的开发出来,可能会遭遇一个问题,即哈耶克所讲的“过度投资”—生产能力过剩,但是总需求(内需加外需)相对不足,跟不上总供给,这就是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。这是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即便东部低端工业大量迁往中西部地区,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较低工资,但是“供大于求”的问题仍然会存在,外部总需求的约束仍然存在。  我国存在大量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,对成本和亏损不如民企敏感,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。其运作类似于政府,有着扩大规模、自己不愿买单的冲动。这些企业即便亏损,政府宁愿出资补贴,也不愿意让其破产,退出市场。行政垄断企业则更是有恃无恐,能够依托其在产业链上游的掐脖子地位,通过行政垄断定价来攫取本属于民营企业的剩余。目前煤炭,电力,运输,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。可能得通过政府补贴、发债、定价等手段来维持其“大而不倒”的地位。  从上述观察可以看到,无论是政府通过负债投资设施,还是直接控制基础行业,都不再成为解决当前经济趋于疲软的妙方。  时代周报: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谈到,资本深化容易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,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放缓,但长期来看,经济增速会回升,因为经济增长相对于投资具有一定滞后性,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?  冯兴元: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,但我相信哈耶克是对的。哈耶克跟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认为,直接被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是低级财货,而生产消费品的中间消耗品(包括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)是高级财货,高级财货距离消费者比较远。当危机还没到来的时候,政府不断地通过投资来拉动总体需求,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,这个时候消费看起来还比较强劲,大家就会产生幻觉,以为经济还一片大好,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都能卖出去,就会继续投资。  继续投资之后,消费能力慢慢支持不下去了,但是生产者还处于“幻觉”之中,还在投资,这就造成了“不匹配”,高级财货的生产阶段出现过度投资,但消费品的低级财货环节却相对需求不足,造成供需结构不平衡,最后导致经济衰退。中国现在就是在这个环节,尤其在过去几个月特别明显,所以不能过度乐观。  近日,有报道称发改委提出一个10年40万亿的城镇化方案,但被发改委否认。我认为如果真的有40万亿投资,那么整个中国就会变成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国家,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不可能承担得起,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债务违约。如果再搞40万亿,到时候想救火都救不了。就像在欧盟,比如希腊出现债务危机问题以后,无法单靠自己来解决。  政府的负债率已经很危险  时代周报:从目前的财政情况来看,中国政府是否还有加大投资的能力?  冯兴元:我们不妨先看欧盟的趋同标准,所谓“趋同标准”就是欧盟外的国家如果要加入欧盟,其经济指标必须跟欧盟国家趋同,其中包括两个财政指标,一个是政府负债率必须低于60%,一个是赤字率低于3%。而我通过计算发现,中国政府全部的负债率,即中央跟地方的负债加起来除以GDP,至少达到69%,广义赤字率也是超过了3%,已经很危险。  如果下一轮新城镇化再投40万亿,中国肯定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,因为政府负债跟滚雪球一样,是很难还掉的,就像一个贫困者,你借给他一百块钱,他都很难还掉,当他开始借款的时候,他就不断地想到还钱,往往借新债还旧债,结果是不断地增加债务,但始终还不掉。   时代周报:过去每当遇到经济危机,政府都会采取扩大投资的办法救市,这种办法有何利弊?吴敬琏先生说海量投资已经到头了,你是否同意?  冯兴元:海量投资肯定到头了。确实,我们过去每当经济下行的时候,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增加投资,来保持经济增长,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做法。在拉动投资问题上,可以说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直觉主义,这种直觉就算是不读凯恩斯的东西,很多官员也会有。需求不足,就靠投资拉动,尤其是政府投资。其后果是短期内经济总量可能有所增加,但经济结构恶化,而且延误了经济结构的转型,到现在已经很明显。  一方面是地方债务上去了,中央债务也上去了,如果再加上企业负债的数据,则更为惊人。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质量下降,因为产业结构没有转型,结构不平衡加大,再加上外部需求趋于疲软,制造业肯定会出现严重问题。现在产业链上游的基础行业都出现了问题,钢铁业、煤炭业产能过剩,用电量、运输量下降,经理采购人指数下降到50%以下,一些指标持续恶化。  我的德国导师何梦笔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:中国政府以为只要做大国有企业,就可以通过控制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命脉,维护经济安全,实际上国有企业做大之后,政府不但往往控制不了,还会反过来控制政府。现在“两油”就很明显。如果早一点结束经济管制,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话,可能产业结构要比现在好。  经济增长只要有一驾“马车”就够了  时代周报:对于国内流行的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理论,张军教授也提出了质疑,他认为此理论只能用来解释短期的经济现象,而不适用于解释长期发展,你如何理解“三驾马车”论?  冯兴元:“三驾马车”是一种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视角。从熊彼特的发展理论来看,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内生的发展,体现在技术进步,反映在企业家用一套新的要素组合替代旧的组合。经济发展是从一个循环流转水平,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循环流转水平,它需要通过创新来完成,因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可能会更重要,而企业家创新需要好的市场和法治环境,需要背后相关的制度支持,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完善,以及技术转让市场的完善。  实际上很简单,我们不需要“三驾马车”,只要有一驾“马车”就够了,那就是经济自由。经济自由不是要求政府不管事,而是要求其退出直接生产经营的角色,做好维护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的工作。做好这一点,长期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不发展倒是“奇迹”。  时代周报: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投资,这是2001年来的首次,而前年《华尔街日报》有评论称,中国的投资占比被严重高估,而消费占比被低估,你如何看待?  冯兴元:消费超过投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好的结果,现在私人投资增长减缓,而政府投资由于有一种总体的债务承受能力的约束,负债不能太高,随着百姓的收入增加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,两者会慢慢接近。  我们的消费确实存在低估的可能,我们的储蓄率高,也就意味着消费潜力大,而很多消费需求仍处于未被激活的状态,比如如果没有iPhone的itouch的出现,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还有这种消费需求,但当我们看到这个产品,发现它很好用,大家就都去买。这就是供给方经济学。  因此,如果有很多创新产品,就会有很多需求,包括替代需求。而农村的需求增长跟农民收入提高有关,通过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,确实能够拉动很大的内需,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?中国现在的体制,容易产生“梗塞症”。这些“梗塞症”,是政府操控造成的。无论是谁想改革,都很困难。  未来需要更加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,这个边界是两者之间互动、相互嵌入来慢慢形成的,推进制度变迁和政府职能转型,有利于形成一种良性有效的边界。只有减少管制,经济才能发展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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